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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蘑菇先生”

 

 

  楊祝良在野外采集真菌標本。 

 

人工栽培羊肚菌。

  2014年3月,國際真菌學主流期刊《真菌多樣性》發表了一篇論文,該文構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統發育框架。德國有位真菌學家對此評論說:“給出該科如此清晰的分類框架,這在世界上尚屬首次。”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一位癡迷于蘑菇研究的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祝良。

  今年55歲的楊祝良是曲靖市麒麟區人,他還是中科院東亞植物多樣性與生物地理學重點實驗室執行主任,他與他的團隊對蘑菇世界不懈探索,把我國的大型真菌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個新高度,他本人被業內外人士親切地稱為“蘑菇先生”。201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楊祝良“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中國菌物學會授予其“戴芳瀾杰出成就獎”。

  云南被譽為“植物王國”,云南野生蘑菇真菌到底有多少種,可食品種有多少,開發利用產業前景多大……帶著對蘑菇真菌世界的好奇,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楊祝良研究員。

  記者:楊研究員,你1979年考入廈門大學生物系,畢業工作后一段時間主要是研究植物的。植物學包羅萬象,當時涉及大型真菌的課題并不很多,你后來為什么會把蘑菇真菌確定為研究方向?

  楊祝良:從廈門大學生物系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工作,從事植物學研究。云南是植物王國,也是真菌王國。我發現,人們對王國中的植物研究較多、認識較深,但當時人們對王國中的真菌卻很少研究,盡管真菌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具有重要的食用價值、藥用價值和生態價值。正是看到這種狀況,我決心將自己的興趣和精力從植物學轉移到真菌學,去研究真菌特別是大型真菌這個“冷門”。因此,我決定報考研究生。

  記者:你1987年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真菌與地理學專業研究生,在著名真菌學家臧穆先生指導下開始大型真菌分類研究,在云南野生蘑菇真菌種類豐富多樣的條件下,當時我們的研究水平是一個什么狀態?

  楊祝良:當時在我國從事野生蘑菇研究的主要科研人員不超過20人,在云南這個真菌王國中專門從事野生蘑菇研究和教學的人員不超過5人。云南野生蘑菇的研究隊伍亟待培養,研究水平也需要不斷提升。因此,我的導師臧穆先生叮囑我們說,你們雖然碩士畢業了,可以開展一些研究工作了,但研究能力和水平還需要提高。一定要到國外去開拓眼界,學習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術。

  記者:楊研究員,你1993年獲院公派進修機會,前往德國圖賓根大學深造,1997年獲圖賓根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成績特優,獲該校優秀博士論文獎,聽說你當時論文研究選擇的是鵝膏菌。為什么會選擇鵝膏菌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中有些什么新發現,請你介紹一下當時在德國的生活和學習情況。

  楊祝良:是的,我的博士論文的主題就是研究鵝膏菌。什么是鵝膏菌?鵝膏菌又名鵝膏蕈,在宋代陳仁玉的《菌譜》中,就有“鵝膏蕈,生高山,狀類鵝子,久乃傘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的描述,大意是說鵝膏菌幼時形狀像鵝蛋,味道比稠膏還甘美。在鵝膏菌中,既有國內外著名的食用菌,又有臭名昭著的劇毒菌。在世界各地每年都有人誤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報道,其中90%以上都是因誤食劇毒的鵝膏菌所致。因此,研究鵝膏菌對于毒蘑菇中毒預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選定研究方向后,就開始工作了。但在研究中才發現,我們過去在國內采集的鵝膏菌標本質量不高,不利于產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為了獲得較高水平的成果,我不得不于1995年夏天自費回國采集新的標本。那時候,自費做科研還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但只能一搏了。在德國的學習和生活很辛苦,一周七天,六天半在實驗室,另外半天去超市買下周的食物。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導師的精心指導下,我取得了一些新的發現,對此荷蘭和美國該領域的專家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記者:聽說你從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畢業后,美國哈佛大學主動邀請你去開展研究,但最后你沒去?

  楊祝良:1997年底從德國回國,回國后,沒有任何科研經費。沒有科研經費,談何科研?1998年初我一口氣寫了七八個申請書,到了金秋時節,這些申請都有了回音,同意資助我的研究。手中拿著七八個雖然不算很大的項目,但畢竟是人家對你的信任。1999年我有個機會到美國哈佛大學去做訪問學者,對方幾次問我是否有意在美國做博士后研究。國內的同行也覺得這是個好機遇。但是我想,若我留在美國做博士后研究,做人家安排的事情,那現在這些項目就沒法按時完成,最終失信的將是我自己。于是,我毅然決定投入全身精力來完成這些項目的研究任務。實踐證明,我沒有辜負我的選擇,通過幾年的努力,在國內外同行的支持下,2005年我獲得了國家杰出青年基金資助并入選中科院“百人計劃”。

  記者:你回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后,除繼續研究鵝膏菌,怎么又開展起了牛肝菌研究?據了解,牛肝菌科可是真菌分類中最為困難的類群之一。

  楊祝良:是的,牛肝菌科是真菌分類中最為困難的類群之一。真菌分類鼻祖歐洲的弗雷斯(E. M. Fries)也不得不感嘆道:“對我來說,沒有比牛肝菌更困難的了。”可見,牛肝菌的研究很有挑戰性。我國的牛肝菌前人已經開展了不少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有大量科學問題有待解決。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國際合作項目的支持下,我帶領的項目團隊研究了全球該科60余屬約400種的2600余份標本樣品,利用多方面的證據,通過綜合研究和分析,在國際上率先研究牛肝菌科高級階元的系統親緣,首次提出了牛肝菌科高級階元的新分類系統,并對該科若干屬從全球范圍內進行了深入研究,使得牛肝菌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記者:你們建立的國家真菌標本室,現保存了10萬余份標本。野外采集一定辛苦、不順利,你堅持采集標本已有多長時間,還記得最讓你難忘的是哪次?

  楊祝良:沒有高質量的標本,便不可能獲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要想獲得高水平的成果,必須出去觀察自然和采集標本。野外采集雖然辛苦,但也有樂趣,因為你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你采集的是哪種真菌,有的可能是你夢寐以求的科研材料,有的可能是你做夢也未曾想到的“蘑菇精靈”,有的可能是你在書上看過但自然界中從未與之謀面的“菌中王子”。這就是野外工作的魅力吧。說到難忘的事,有很多。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考察。能參加青藏高原考察當然很高興。然而,從海拔1900余米的昆明來到海拔3000多米時,我已經有了少許高山反應。晚上躺在床上,心跳120余次/分鐘,猶如在跑步。一個晚上沒停地“跑”,第二天可想而知。考察隊長說:“小楊,你回去吧。”我想,哪能回去!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一周后,身體逐漸適應了高山環境,猶如汽車調到了“高山擋”上一樣,全身有使不完的力,開始了富有成效的野外考察和采集標本,為后來的研究積累了有價值的科研材料。我慶幸那次沒有當逃兵,若當了逃兵,那我也許永遠沒有站在青藏高原上的份了。

  記者:楊研究員,你和你的團隊,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牛肝菌)4個新亞科7個新屬和約100多個新種,不僅提示了哪些是食用菌,哪些是易混淆的毒菌,還解決了很多懸而未決的重要科學問題,你也因此得到了“蘑菇先生”的雅稱。作為“蘑菇先生”,請你從科普的角度,介紹蘑菇真菌世界里一些有趣的故事,增進讀者對你研究領域的了解。

  楊祝良:真菌世界千奇百怪,無奇不有。真菌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大家熟知的青霉素來自于真菌;我們天天吃的饅頭,靠真菌發酵;餐桌上的銀耳、香菇、雞樅都是真菌;林中若沒有蘑菇、沒有真菌,枯枝落葉便會堆積成山,甚至占滿我們賴以生存的整個星球。真菌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間。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研究真菌,利用真菌造福人類。

  記者:楊研究員,憑著對“蘑菇”的熱愛,你的研究屢獲突破,在高等真菌系統發育、生物地理與分子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果得到國內外業界的認可并引用,也為云南野生蘑菇菌種開發利用鋪平了道路,你對云南或曲靖開發利用、形成產業造福人民有何建議?毒菌有沒有開發利用價值?

  楊祝良:云南野生蘑菇資源十分豐富,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可以發展地方經濟,解決脫貧和致富問題。例如,近年來在云南人工種植羊肚菌,解決了高產穩產問題,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脫貧提供了一條投資少見效快的途徑。就是毒菌也具有開發價值,例如,劇毒鵝膏菌的肽類毒素用于治療腫瘤的研究在國際上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新進展。

  近年來,采集、收購、加工和銷售野生食用菌已經成為云南許多地方經濟發展的亮點產業。在開發云南野生食用菌資源中,若能將毒菌從野生食用菌中剝離出來,確保野生食用菌的安全性,野生食用菌作為綠色“山珍”,必將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曲靖日報》(2018年5月31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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